年轻人争相打卡“国潮”消费******
憨态可掬的“冰墩墩”“雪容融”圈粉无数，一时间成为网上热议的“顶流”；故宫不断推陈出新，一系列体现中华美学的文创产品变为线上时尚“潮品”；回力、安踏等国货品牌重新引领“网红”穿搭，“国潮”正成为许多消费者的网购优选。专家指出，线上“国潮”流行，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解锁传统与时尚、古典与流行之间的搭配，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消费产品、内容创作不断出现，“国潮”新风尚正在为传统产业升级带来新契机。
回归传统文化
2022年12月，在首届中国（澳门）国际高品质消费博览会上，拥有海鸥表、上海表、孔雀表三大腕表品牌的汉辰表业集团宣布与得物APP达成全面深入合作，并线上发布腕表新品。一寸见方的表盘上，十二生肖“虎”、上美影的名作《大闹天宫》、上海豫园“九曲映月”等文化符号与年轻化设计创意相融合，专为年轻消费者创新研发的产品系列吸引了不少网友关注。
“表盘上的玉兔很有设计感，与深蓝色的星球相得益彰。”95后小罗在一家互联网企业工作，海鸥牌玉兔望月腕表一推出，他便在网上买了一块。小罗告诉记者，自己和身边同事现在都很喜欢“国潮”，会特别关注产品设计中用到的中国传统元素，“有些很火的‘国潮’运动鞋很难买，一上市网店就售罄了。”
此前，有海外媒体评价，“国潮”在中国方兴未艾，年轻人正塑造着消费新潮流，这些产品在质量和原创性上与外国大牌相比毫不逊色。报道称：“在观察人士看来，‘国潮’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是因其代表着中国消费者心态真实而深刻的变化。对商业世界来说，中国消费者的文化、身份和市场重要性及影响力与日俱增。”
“云”上国风流行、国货热销、“国潮”涌动，凸显出中国消费者的喜好之变。在汉辰表业集团首席执行官徐创越看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正在回归传统文化、欣赏国产品牌。线上“国潮”兴起所折射出的文化自信，给市场带来了很大机遇。
产品新潮有趣
出生于1995年至2009年之间的“Z世代”群体格外青睐“国潮”，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新兴消费力量。
业内人士认为，“Z世代”成长于物质生活富足、互联网与新媒体环境快速普及发展的时代，同其他年龄层的消费者相比，“Z世代”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心更强，对兼具设计与质量的国货认同感更高。同时，他们具备较高的消费能力并逐渐成为线上“国潮”市场的消费主力。
如今，“国潮”产品正上演着一场与年轻消费者的“双向奔赴”，很多传统企业开始迎合消费者的时尚需求，推出新产品线，变得更“潮”更有趣。例如，特步推出“特步少林”跨界产品，通过解构传统武林文化，让运动装更酷更时尚。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制药品牌马应龙与湖北省博物馆联名推出的妆奁礼盒产品“楚盒”成功“出圈”，纹样考究的妆奁让不少网友眼前一亮。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邸俊鹏认为，多样化的年轻消费为老字号注入了新活力，带来了新增量。“打通老字号与年轻人之间的供需障碍是关键。一方面，传统企业要理解年轻一代所追求的精神共鸣和情感认同，进而改善产品与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年轻人的新需求和新主张从消费端也能推动‘国潮’品牌不断创新，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变身社交符号
不少年轻人喜欢通过社交平台分享国潮消费体验，寻找“同好”与归属感。2022年6月发布的《国潮品牌年轻消费洞察报告》显示，年轻消费者不仅为老字号品牌注入新活力，也助推新兴品牌迎来快速发展的窗口期。不少老字号品牌将年轻人作为新品研发的参照坐标，通过开辟年轻潮流产品线、跨界联名等新玩法实现“逆龄”生长，打破品牌固有形象和边界，成功获得年轻圈层青睐，甚至让产品成为一种“社交符号”。
专家认为，消费者面对“国潮”时的情感认同，让“国潮”产品更容易具备社交属性，诸如得物APP、小红书等拥有许多年轻粉丝的平台，可以实现从社区到交易的“闭环”，这有利于“国潮”品牌在社群内更好建立口碑。
“社区是供需互动、需求发现和需求培育的重要场所。平台可以通过潮流生活社区帮助老字号、‘新国潮’更好理解年轻人，也拉近了与年轻人的心理距离。‘国潮’品牌可以借助新电商平台首发多样化新品，并以此为沟通契机，融入年轻人的日常生活。”邸俊鹏说。
业内人士提醒，打造“国潮”品牌的持久竞争力，还要警惕透支“国潮”红利，回归品牌本质。应在产品研发、供应链打造、数字化建设、组织能力培育等长期工程上持续投入，逐步实现以数字化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升级。唯有靠质量与设计展示出核心竞争力，才能让“国潮”站稳脚跟，带给消费者更多惊喜。（记者 孙亚慧 ）
多地警方开出首张反诈罚单 中国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
中新社北京1月11日电 题：多地警方开出首张反诈罚单 中国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
中新社记者 郭超凯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施行以来，近期上海、沈阳、韶关等中国多地警方纷纷开出首张反诈行政罚单，对电诈犯罪活动形成强有力震慑，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
多地开出首张反诈行政罚单
加大惩治力度，填补以往打击治理电诈工作中行政处罚措施的缺位，正是反电诈法的亮点之一。
去年12月1日，反电诈法正式实施当天，广东韶关公安便对为电诈分子架设通信设备的嫌疑人黄某，开出新法施行后广东省首张反诈行政罚单，对黄某处以没收违法所得6000元(人民币，下同)、罚款1.2万元的处理。截至12月17日，广东警方共适用新法行政处罚633人。
连日来，多地警方纷纷开出当地首张反诈行政罚单：上海警方对3名为电诈团伙搭建涉诈话务窝点的“90后”开出首份罚单；山东潍坊警方对一起非法出借电话卡案件开出1万元罚单；辽宁沈阳警方处罚为电诈团伙提供微信账号的刘某，打响了当地反诈行政处罚“第一枪”……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警方开出的行政罚单，主要针对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或者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但尚不构成犯罪的，非法制造、买卖、使用GOIP、猫池等软件设备或是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等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支持或帮助的，以及提供实名核验帮助和假冒身份开卡开户等违法行为。
山东潍坊青州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大队中队长庞伟告诉中新社记者，警方的行政罚单不仅针对为电诈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也会针对那些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电诈活动的违法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袁彬表示，电信网络诈骗是财产性违法犯罪，震慑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必然要提高其违法成本、降低其犯罪收益。开具行政罚单、提高罚款的倍比，有助于更好地处罚违法犯罪，并通过提高违法成本，扼杀他们从事电诈的念头。
填补“漏洞”，全链条打击电诈
2022年前11个月，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9.1万起，同比上升5.7%，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同比上升64.4%。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案发较多、上升较快、民众反映较强烈的犯罪类型，呈现出“产业化分布、集团化运作、精细化分工、跨境式布局”的特点。
多年来，电诈产业已衍生出一条完整的黑灰产业链，从上游为电诈团伙提供技术工具、收集个人信息等，到中游实施诈骗，再到下游利用支付通道“洗白”资金，涉及电信、金融、互联网等多个行业。
反电诈法施行前，公安机关在打击电诈过程中存在法律衔接不足的问题，若违法犯罪行为未达到刑事处罚标准，公安机关往往只能将涉案人员教育后释放。比如，被电诈分子雇佣来“洗钱”的“卡农”，以往只要涉案金额不高，“卡农”就很难被惩处；反电诈法实施后，这个“漏洞”终于被堵上。
庞伟指出，反电诈法在打击惩治电诈犯罪及关联犯罪的刑事责任方面，与刑法的规定相衔接；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可以依照该法相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
在外界看来，反电诈法的出台，让各部门的反诈工作有法可依，更在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惩戒措施方面，对电诈犯罪分子进行“量身定制”的惩处。
事实上，除了对境内电诈重拳出击以外，这部“小切口”的法律也为打击跨境电诈提供法律支撑。
随着打击力度持续加大，电诈犯罪在国内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压，不少电诈犯罪团伙已经转移到境外。这一变化进一步加大了警方打击的难度和成本。
对此，反电诈法专门作出规定：对前往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严重地区的人员，出境活动存在重大涉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嫌疑的，移民管理机构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国务院公安部门等会同外交部门加强国际执法司法合作。这为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打击治理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
在庞伟看来，反电诈法将公安机关在反诈工作中形成的一些制度和做法上升为法律规定，夯实了各方责任，让警方打击治理和防范工作更加有法可依，为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以及上下游关联违法犯罪方面提供根本的法律保证，起到良好的惩治效果。(完)
